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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苏区: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

2017-12-17 20:59| 发布者: 李林励| 查看: 105| 评论: 0|原作者: 唐洲雁|来自: 中国赣州网

摘要: 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蓝,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作赣南苏区。赣南苏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

唐洲雁,男,1962年11月生,安徽宿松人,南开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湘潭大学特聘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国毛泽东哲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一、毛泽东与赣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创建

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闽西,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3月20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信中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4月11日,他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四军根据前委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从4月中旬至5月中旬,以纵队为单位前往各地,每到一地各支队、大队再分散到各乡活动。这次分兵活动,范围包括赣南的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任务主要是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创建迈出了坚实步伐。1930年1月初,毛泽东、朱德分路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回师赣南,继续在赣南进行分兵游击活动。2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陂头会议)。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会议还决定,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成立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定为统一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奠定了基础。3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基本上实现了一年前毛泽东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20余县的计划。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形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赣西南苏区地跨赣江两岸,横断江西半壁,成为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并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因此,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会议还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不久又决定在项英未到中央苏区之前,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到中央局。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等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此前一直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终于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苏区,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主席。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建立,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中央苏区前期主要包括赣南、吉安,后期主要包括赣南、闽西。它的区域范围是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中央苏区先后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5个省级苏维埃政府,其中有3个设在赣南苏区。特别是赣南苏区的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所在地,是中央苏区及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共青团中央局等党、政、军、群首脑机关,都设在红都瑞金。驻在“红都”的中央领导机关,统辖了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二、赣南苏区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从1929年初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到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在赣南苏区和中央苏区这片红土地上战斗、工作、生活了将近6年的时间。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是他仅次于陕北的较长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实践活动特别频繁,理论创造特别活跃。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苏区军民进行武装战争,开展土地革命,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保障民主权利,改良群众生活的斗争实践中,注意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著作,对党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的道路、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作出了理论概括,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框架和三个活的灵魂的雏形,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

  早在开创赣南苏区之前,毛泽东就作过不少的社会调查。从井冈山来到赣南之后,他进行的社会调查更加集中、更具针对性。据记载,毛泽东在赣南苏区所作的调查或涉及赣南苏区的调查就有:

  1930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县筠门岭召集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

  1930年5月,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毛泽东在寻乌接连开了10多天调查会,作了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在宁都小布的龚家祠,将寻乌调查的笔记整理成题为《寻乌调查》,共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作“寻乌调查”,为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制定正确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客观实际依据。

  1930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罗坊期间,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8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8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后来在宁都小布整理成题为《兴国调查》。这次农村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了解和中国国情的认识。

  1931年4月2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起草并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把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要求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1933年11月,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其间,在列宁小学召开了调查会,访问了军属刘长秀、贫农马荣海、女犁田能手李玉英,找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了解合作社运动情况,与群众一起捡花生、种油菜,并指示乡苏干部修理好樟塘小桥。12月,他整理出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一文。

  正是通过上述调查,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

  首先,他强调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著名的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认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斗争工作,是空洞的唯心论,其结果不是产生机会主义,便是产生盲动主义。他还提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其次,他主张调查研究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再次,他阐明了调查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调查的对象应该是社会的各阶级,要明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现状;调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明了各阶级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二是逐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大旗,毅然踏上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道路。但对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一时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意见。毛泽东本人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摸索的发展过程。他采取的方法,就是不断开展调查研究。特别是通过在赣南苏区以及整个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土地革命的正确理论和方针政策。

  例如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最初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曾经提出过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达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根据在兴国、于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六大决议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1941年,毛泽东在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时,还为收入其中的《兴国土地法》写了一个按语,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年才改变的。”

  1930年的改变,主要是指这年2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陂头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按劳动力和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这次会议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这个《土地法》的推动下,赣南苏区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5月,经过寻乌调查,他还进一步明确了对富农的政策。在后来的查田运动中,为了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又提出了“富裕中农”的问题。

  除了《土地法》,关于怎样划分阶级、关于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等问题,毛泽东都是通过在赣南苏区以及整个中央苏区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逐步明确和完善起来的,最终形成了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理论。

  三是丰富和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的理论。

  根据地建设理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到了赣南苏区以及中央苏区时期,他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理论。

  关于政权建设,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著作,对根据地政权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苏维埃政权应当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要注意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困难。

  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重要著作,阐明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认为经济工作与革命战争同等重要,强调武装斗争的发展、红军的壮大,必须有经济作为支撑,没有经济实力,红军游击队、革命政权就无法存在。

  四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的雏形。

  在赣南苏区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地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概括和表述。

  思想路线的初步提出,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大为提高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觉悟的提高,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在提出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还阐明了贯彻落实这一思想路线的方法和途径是调查研究。认为在中国革命斗争实际中,调查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此调查研究的过程,一方面是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到群众中去,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毛泽东正是从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出发,科学地阐明了它在党的思想路线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不仅初步地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的雏形,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之外,在井冈山斗争的基础上,赣南苏区还孕育和形成了人民军队一系列基本战略战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基本确立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毛泽东对这些思想理论的不断概括和阐述,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说明了赣南苏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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